俄乌冲突尚在持续，巴以冲突又起，这些地区冲突固然有着宗教、民族和地理政治学等多重原因的纠葛，但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最“易燃易爆”的因素。有国际政治学者指出，自19世纪以来，创建民族国家的问题在所有各类战争原因中独占鳌头。民族国家的形成甚至被认为是一个“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过程。20世纪早期已出现对民族形成过程的批判性研究，如勒南《什么是民族？》。20世纪末，学界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讨论渐趋沉寂，因为人们以为80年代的三部经典作品《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民族和民族主义》已经把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得够清楚了。但是，进入21世纪后，仍有两位历史学者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版了充满现实关怀的警世之作，一部是卡斯帕·赫希的《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现代早期德意志的另一种历史》，今天的时局印证了他们的忧心。民族–国家的全球体系已经构成了我们的现代性处境，它是一个同时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的机制，当学者们追问为何民族主义能在现代政治中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并追溯民族主义的起源时，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世纪的欧洲。

  民族主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的故事已经被讲过很多遍了。有人将当今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描述成“想象的共同体”, 认为它们是由19世纪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创造出来的，是这些人将早期浪漫主义的民族传统变成了政治纲领。事实上，大量的书籍和文章都表明，很多“古老的传统”，从民族身份到苏格兰格子花呢，都是政治家或企业家们在近代的幼稚发明。这样的描述非常真实，尤其因为，它使人们关注到，在关于所谓古代意识形态的详细描述中，近期的个人和群体起到了形成性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如果因为这一些共同体在某一些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就推定它们应该被抛弃或被当成不重要的事情，或者认为“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被想象出来的”就等于“虚构的”或“无足轻重的”，那么，这将是非常荒唐的。首先，虽然当今这种以族群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可能确实是由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创造出来的，但这并不代表历史上不存在别的形式的想象的民族——即使与近代的民族不同，它们却一样强大。19世纪的学者、政治家和诗人不是简单地编造了历史，他们利用了已经存在的传说、书写材料、神话和信仰。为了构建政治统一体或政治自治权，他们只不过采用了新的方法来利用这些元素。其次，虽然这些共同体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们非常真实和强大。历史上所有重要的现象在某一些程度上都是心理现象，而心理现象——从到政治意识形态——杀死的人很可能比黑死病杀死的人还多。

  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出现的具体过程在欧洲各个地区以及欧洲之外的地区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在缺乏政治组织的地区，例如德国，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可拿来创造和提升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在政府强大的国家里，例如法国和英国，政府和思想家们则无情地压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关于历史的不同记忆，以便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历史和相似的语言、文化，进而把这种统一性扩展到过去。在多族群的帝国里，例如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那些以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自居的人不仅利用民族主义来要求获得成为独立文化实体的权利，还因此要求获得政治自治的权利。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激发独立运动的典型模式——特别是发生在东欧和中欧的独立运动——都假设创造这些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需要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小撮“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一个被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进行研究；第二阶段，一群“爱国者”向全社会散播学者们的观点；最后，民族运动在第三阶段被传播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大多数信奉民族主义的人不会对这个关于民族觉醒和政治化过程的总体描述提出异议。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觉醒的”知识分子仅仅是认识到了一个已经存在的被压迫的民族，还是他们发明了他们所研究的民族。例如，与其他许多学者不同，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伊沃·巴纳克（Ivo Banac）认为：“一种意识形态为了被接受必须从现实出发。民族主义能够尝试讨论一个群体被压迫的状态，但却不能创造这些状态。” 在以下这个层面上，他完全正确：如果人们没有被压迫和被歧视过，那么，向他们做出帮他们摆脱这些困境的承诺是不大可能会起作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样公式化的观点却隐含着危险：它意味着，群体——例如历史上潜在的民族——早在被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对每个特定的群体来说，被压迫的境况都是独特的；民族主义是这些灾祸专属的解决之道。换句话说，即使民族主义并未编造民族被压迫的状态，但它肯定能制造民族本身。19世纪，在革命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随着老贵族阶层在政治竞技场上的明显失败，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创造了新的民族。接着，他们将创造出来的民族投射到了久远的中世纪早期。

  欧洲的族群一直比近代民族主义者们想象的更加易变、复杂和充满了许多活力。尽管一些族群的名称在一千多年后似乎仍为人熟悉，但这些名称曾经涵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却与它们现在所涵盖的大为不同了。因此，我们应该对欧洲的族群做出新的理解，尤其要对欧洲身份形成时期里——第一个公元一千年里——的欧洲族群做出新的理解。我们还必须了解到那些公认的传统，就是那些曾召唤无数人走上街头并在20世纪将不可计数的人送进了坟墓的传统，是如何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才逐渐成型的。

  我们需要研究“欧洲族群”发展的决定性时期——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就是伪“最初获得”时期，它再一次广泛地隐约出现在了欧洲神话中，并且成为全世界处理“族群”问题时需要遵循的指导原则之一。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清晰地理解了欧洲族群的形成会减轻民族主义的冲突或限制它们造成的仇恨和杀戮。我们只可以希望，无论是在欧洲、中东还是另外的地方，当人们被号召去实现那些基于滥用历史而提出的主张时，都能更加谨慎。即使连这个目标都没办法实现，历史学家仍然有义务大声地说出事实，哪怕他们的声音很可能会被忽略。

  从政治上说，两次世界大战后，重新考虑历史上的“民族”概念的地位，有着空前的紧迫性。有趣的是，战后几十年，历史学对民族的描述依然大同小异。民族依然被描述为政治和文化上的关键力量，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都是如此；唯一重大的变化是，它们这时被看得既十分有建设性又极具毁灭性。因此，有人尝试基于有关不一样民族的陈旧观念，区分两种对立的民族情感。一些历史学家将防御性的、温和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咄咄逼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区分开来，将前者看作一种现代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将后者看作对民族国家的病态赞颂。另一些人则遵循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对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更宽泛区分，“公民”意指西方的、领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理性的和兼收并蓄的，而“文化”则意味着东方的、种族的、独裁的、非理性的以及排外的。至少对于英、美、法国的学者而言，既然发现了这样一则简洁而令人沾沾自喜的解决方案，就能够一如既往地继续书写各民族的历史了。此外，这种对民族情感的双重标准，在冷战的新局面下也同样行之有效。许多西方国家的主要历史学家得以继续扮演民族布道者的角色，并维持着公众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正统性。

  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冷战进入漫长的解冻过程时，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才开始改变。现代主义理论开始主宰民族主义研究的领域。它基于两个主要论点：根据“现代主义”的导向，民族是一种绝无仅有的现代现象，直到18世纪末甚至19世纪方才出现；而根据“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阐释，民族不是由“客观”标准比如共同的领土、语言、习惯、祖先、命运等形成的，而是由对这些标准的共同信念形成的。在安德森的著名构想之中，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如盖尔纳所言，它们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对于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政治上的而言，现代主义方法的出现是对民族人造属性的确认，表明了它在历史上难以捉摸的形象，它新近才被发明出来，且很快就被人遗忘。霍布斯鲍姆甚至毫不客气地将现代主义者的成就看作民族主义开始衰落的标志。“密涅瓦的猫头鹰，”他引用黑格尔的话评论道，“只有在黄昏时才翩然起飞。”

  历史学家们从未展现出多少预言家的才能，所以无怪乎民族和民族主义顶住了所有关于它们将会迅速衰落并最终消失的预测。相反地，2006年的一份关于33个国家（包括多数西方国家）的民族自豪感的统计研究得出结论：1995—2004年，多数国家的民族自豪感上升了。尽管这项研究本身的重要性有限，其结果却似乎是线年代，欧洲大陆面临着南斯拉夫战争中出现的多重民族冲突，这让西欧人难以置信，目瞪口呆，惊恐得束手无策，并呼唤美国人来帮忙。接着，2001年9月，纽约和华盛顿遭受的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激发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美国文化依然受到友邦和敌人的模仿，其民族主义精神的死灰复燃迅速感染了其他国家。

  我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历史起源的宏大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从古典时代到现代早期的漫长欧洲历史的研究，从而更严肃地质疑现代主义叙事。我把民族主义的起源归结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即是说，民族主义的早期形式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然浮现，它在欧洲政治、学术和文艺中出现已久。唯有将前现代民族主义纳入研究领域，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民族主义何以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一种鼓动力量。

  （本文选编自［美］帕特里克·格里《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吕昭、杨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瑞士］卡斯帕·赫希《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现代早期德意志的另一种历史》X.Li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